建构主义视域下多边教育合作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机制与困境
摘要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多边教育合作是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国际组织促进全民教育发展的使命和责任与援助国的利益诉求交织，为旨在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边教育合作提供了原生动力。援助方基于政策制定、能力建设、数字化办学水平等维度为非洲受援国提供教育援助。其中，协调机制、交流机制、退出机制是推动合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然而，利益相关方在合作过程中也面临着缺少健全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受援国教育数字化治理水平不高、跨国借鉴与分享受限、非洲地区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等现实挑战。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边教育合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对其他类型的多边教育合作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建构主义；多边教育合作；教育数字化转型；非洲
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加深，数字技术的优势愈发明显。它不仅能够打破教育的时空限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有力地推动个性化教育的科学实施，而且还能促进循证教育教学的发展。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非洲同其他地区一样，需要通过发展数字教育来提升本土教育水平。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在《非洲大陆教育战略（2016-2025）》（Continental Education Strategy for Africa 2016-2025）中明确指出，利用数字技术扩大受教育机会，提升教育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是非洲重要的教育战略目标，具体包括制定相关政策、培养师生及教育管理者和行政人员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提供充足的数字设备和有效的数字服务、创建面向所有学生的线上教育和培训平台等。然而，非洲大陆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政策支持不足、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薄弱、数字教育基础设施不足且分布不均、资金匮乏等诸多挑战，致使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严重受阻。尽管如此，非洲国家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充分利用外界资源，通过多边合作助力本土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多边教育合作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溯源
建构主义视域下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认同”等视为核心概念，强调观念、规范、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权力政治、国际利益等是国际行为体社会实践的产物，观念结构赋予了物质性结构实际意义。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剖析文化是如何建构各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而使其确定自身利益的，探究国际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利以及国际行为体之间互动产生的不同文化结构，阐述与分析多边教育合作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机制与困境。
（一）促进全民教育发展是众多国际组织的使命与责任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欧盟（European Union）、非盟（African Union）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边教育合作的重要主体，这些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领导者、推动者或协调者等角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全球教育领导者，在建构国际体系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仁川宣言与可持续发展目标4——教育2030行动框架》（Incheon Declaration and SDG4: 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中重申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和基本人权，并承诺将进一步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切地体会到信息通信技术对实现“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具有重大意义，在《青岛宣言》（Qingdao Declaration）中明确指出，在2030年之前实现公平、包容的优质教育及终身学习的目标离不开信息通信技术，并承诺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使用数字设备并拥有符合个人发展需求的数字学习环境。
（二）国家的多元考量
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互动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这种无政府文化结构分为三类，即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互为对手的“洛克文化”和互为朋友的“康德文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援助国与非洲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更符合“康德文化”，双方合作共赢、相得益彰，并且双方之间的关系有望在合作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多边教育合作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维度
援助方并不拘泥于简单的资金或物质援助，而是注重非洲受援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部治理并推动受援国数字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在明确受援对象的基础上，援助方基于政策制定、能力建设、数字化办学等援助维度授之以“渔”，为受援国数字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根基，确保受援国具备驾驭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并能自主推动本国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政策维度：督促非洲受援国完善教育数字化政策
援助方重视为非洲受援国制定新的教育数字化政策或更新原有相关政策提供支持。清晰的政策框架与内容是确保本土数字教育能够平稳、长期地发展的重要基础，相关政策能够为受援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战略指导并进行整体规划布局。
（二）能力建设维度：强化受援国数字化治理能力
多边教育合作旨在加强受援国境内主要大学、教师培训机构和学校的机构能力建设，提升教师、政策制定者和学校管理者的能力，提高教育部门利用新兴技术改善教育供给方式和教育管理水平的能力以及受援国政府协调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政能力。
（三）数字化办学维度：推动受援国建立数字化学习平台
优质的数字化教学平台是推动数字化学习的重要条件，可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随时随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援助方协助受援国建立良好的自主发展机制，扩大受援国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帮助受援国建立现代化数字化学习平台，从而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多边教育合作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机制
积极有效的合作机制是多边教育合作顺利进行的基础，能够为合作提供基本的思路与指导，确保合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扩大合作的影响力，提高合作的效率。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国际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决定其行为，进而形成社会规范。合作机制可谓是国际社会的一种规范，合作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构建了以下三种合作机制，这三类合作机制又反过来影响着合作主体的实践。
（一）协调机制：各方职责划分明确，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权
合作主体意识到建立协调机制对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性，积极探索提高合作有效性的协调机制。例如，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涉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韩国与非洲受援国三大合作主体的“信息通信技术变革非洲教育”项目（“ICT Transforming Education in Africa” Project）的启动会议，为项目的实施建立了协调机制，探讨了项目的工作规划路线图，紧接着召开了高层会议，确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该项目中的工作模式。
（二）交流机制：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受援国之间的经验共享
多边合作需求是主权国家创建国际组织的重要动因，就特定问题为各国搭建交流平台是国际组织的重要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一系列跨国活动，致力于推动各国之间的交流。
（三）退出机制：促进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延长合作的生命周期
建立退出机制是保障多边教育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合作主体不受制于眼前的利益，而是从长远考虑，注重建立退出机制，旨在确保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力求合作能够产生长期价值。
四、多边教育合作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
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来看，规范、文化、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可能会在国际行为互动中不断变化，动态的身份和利益造就动态的行为规范，导致国际合作的不稳定性。要想延长合作的生命周期，就必须正视它们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合作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一）缺少健全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多边教育合作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大量的经费投入，受援国需要持续性的资金支持用于数字设备的采购与维护，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更新和运营管理、技术升级、人员培训等方面。
（二）受援国教育数字化治理水平仍有待提高
尽管受援国通过多边教育合作提升了自身的教育数字化治理能力，但就现实情况来看，许多国家的教育数字化管理与执行水平仍有待提升。
（三）跨国借鉴与分享受限
如前所述，不同国家之间学习和借鉴彼此的经验是加快各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利器，有利于提高本国教育数字化管理与执行的效率，缩小国家之间的教育差距，还能增进政治互信。
（四）非洲地区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受政治、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非洲地区存在一些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非洲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建立和维护多边教育合作。
五、多边教育合作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审思
在推动非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边教育合作过程中，合作主体对各自的定位与任务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各方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这类合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示范性，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建立合作机制，提升合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建立多边教育合作机制是确保合作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有利于提高合作的效率与质量。
（二）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协调与监测多边教育合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协调与监测多边教育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
（三）做好风险预判，迎接可能的挑战
在确定受援对象之前，援助方要做好风险预判工作，明确为意向受援国或受援地区提供援助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政治局势不稳定、贫困问题严重等问题对援助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努力做到“事先计划，快速应变”。